2008年6月12日星期四

也谈王十元与范跑跑

地震之后回来,只发了一份祈福书,再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关注……

没完没了的地震,没完没了的吵闹,弄得我心情很不好,还有南方的暴雨,北方的沙尘,股市暴跌,人民币还在涨……

通过地震看到了很多人性的伟大与人的脆弱,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每一个被歌颂的人,都想被歌颂……

大部分中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从献血还需要预约,捐款都来不及处理这个角度来说,有那么多默默无闻的人为灾区人民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而少部分吵吵闹闹的人却占据了大部分网络舆论的阵营,而网络上盛传的叫骂声,让我感觉甚是不爽,这突然让我想到,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所有的道德标准、行为礼仪都是用来要求别人的。

而其中被要求的最为强烈的人是,我们的王十元和范跑跑,这两位精通网络传播之道,又愿高谈阔论吸引眼球,且有自认为自己站在真理这边的理论,却被网友们骂的狗血喷头。

其实我本人对王石和范美忠从内心内有一种敬佩之情的,尤其是范美忠,原因有四

1、勇气——跑了还敢出来承认
2、坦诚——直面自己的弱点,不伪装和美化自己
3、有追求——追求自由与平等
4、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作了一名合格的老师,甚至是一名优秀的老师

那些怒骂范跑跑的人,请问您本职工作做得好吗?你在你的位置上,是一个称职的人吗?是称职的丈夫(或妻子),称职的父母,称职的领导还是称职的职员?
那些怒骂范跑跑的人,真的能够做到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吗?
请问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您就没有在公共场合吸过烟、没有横穿马路、也从未用过盗版吗?
那些怒骂王十元的人,请问您为灾区捐了多少钱?献了多少血?出了多少力?
那些真的为灾区实实在在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有精力在这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忙着到处要求别人吗?

美国人骂范跑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的教师的道德规范中就有面对危险的时候保护学生的明确责任并有相关的训练。
1912年日本人骂细野正文(日本的范跑跑)也是可以理解的,身为武士没有按照武士道精神做事,是整个遵循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武士是无法接受的。
而范跑跑被骂,我却有点不理解,为此特的查看了《教师法》和《教师道德规范》中都没有提到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必须保护学生规范文字,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是个人的自由,而不是社会统一的规范,不是被要求的责任。在即没有明确规定,也无相关训练(演练)的前提要求一个普通人做到,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心不慌,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天生就是英雄,没有通过专门的训练,那么请你做一个测试,有人在你眼前做一个扇你的动作,看你眨不眨眼?没有通过专门训练的人只能做本能反应。

范美忠老师,不惜遭千人所指的下场,让世人关注与讨论的目的不在于他是不是跑了,而在于每个人应该为社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做国家领导人就得像温家宝,建楼房都像刘汉,每个人都承担好自己的责任了,那么再大的灾难也不会有那么多英雄来牺牲性命。中国有太多的不负责任却不断要求别人的人,没有做到让每一个人肩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所以每次国家危难的时候死去的都是中国的英雄。从五四运动开始,到六4学潮,再到汶川地震,那些死去都是中国的精英与英雄,难道你不心疼吗?

不要让中国仅仅建立在英雄的肩膀上,更应该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规范每个人的责任与行为,让每个人承担好自己的责任,不要让那些真正的英雄不断地死下去了,不要让我们的英雄越来越少,我们更因该珍惜它,爱护她。不要站在幕后指责和要求那些没有被明确责任的人,而让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狂热暴戾的民众,创造出虚假、伪善的精神(舆论)世界,每次大难临头你都让真正的英雄们死去,而自己躲在后面指手画脚,充当好人。其实,大难临头的时候你除了骂人和要求他人还做了什么?请多关注我们的制度,让每一个真英雄和伪君子都不可逃避的负担自己的社会的责任,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英雄的世界,也是小人的世界,不要每次面对危难死去的都是英雄,而让中国的英雄越来越少,小人也应该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使命与职责所在,真英雄与伪君子应一并赴死……


职责之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美德。不要让《严以律人,除我之外》的风气蒙蔽了世人的良知。

注明,文章名称《也谈王十元与范跑跑》没有贬义,只是因为网络上大部分人都这么叫所以引用了这个符号,我本人对王石和范美忠的为人和大部分论点是非常赞同的。
我至今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网络上,唯独被骂才可以真正出名?像芙蓉姐姐、范跑跑……就没有几个因为写了一篇好的文章而出名的人呢?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2008年5月19日星期一

唐山30万人的鲜血没有换来,陈坚的生命

唐山30万人的鲜血没有换来,陈坚的生命。
30多年后又增加了3万多人的鲜活的生命。

那么赈灾还需要我们的60多岁的总理日夜坚守阵地吗?

救援主力依然是我们既无救援常识,也无专业防护措施的解放军叔叔吗?
学校的宿舍依然会地震之后半层也剩不下的豆腐渣吗?
我们的记者还会不顾伤者的死活,弄脏医生的衣服吗?
被三块预制板没有压死的陈坚,对家人的承诺还无法实现吗?
我们的人民,哭完,吼完,哀悼完之后一切都这样过去的,
但是
我们的主席、总理、公务员们,默哀、表彰、安抚后不会就让事情过去了吧?
多年后,再次碰到灾情被营救后,依然只有纳税人一片感恩戴德的赞扬声和对捐款少的企业家的抱怨声吗?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

灾区人民受苦了,总理辛苦了……

向所有在自然灾害面前闪烁着人性的善良 、勇敢、博爱的人们致敬——你们温暖与振奋了整个中国
向所有在自然灾害中受难的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你们牵动了世界人民的心!!!

总理啊,你辛苦了,这一年真是多灾多难啊,都需要您忙前跑后的,看到您光辉的一面了,但是还有十几个亿人需要您操劳呢,不能在一个灾害让你劳顿成这样,建立一个有效的应急措施,更多的让制度来处理灾害,您也要保重身体啊,体制不完善的时候您这样的领导人太重要了,但是当您离职的时候一定要给中国留下一个运行万年的良好的制度才可以啊。

2008年5月10日星期六

“愤青”狂飙下的“伪爱国主义”

文章出处:http://vip.bokee.com/20080421516132.html
熊飞骏

近代中国缺少思想家,缺少坚守良知的知识精英,缺少捍卫真理勇气的仁人志士;但近代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愤青”和“追星族”。
“愤青”最早在历史上留下记录是四个世纪前的明帝国末期,军事天才和民族英雄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和腐败政客污为“汉奸卖国贼”,押赴刑场千刀万剐。首都“爱国口号”喊得最响的“愤青”们一窝蜂地涌上刑场,争先恐后争抢袁崇焕的肉,然后当众塞入口中大吃大嚼,脸上绽放出“忠君爱国”的豪壮表情……(详情见拙作《袁崇焕悲歌》)
“愤青”在历史上第二次展示“力量”是戊戌变法时期,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杨深秀、林旭、刘光弟被真正的“国贼”慈禧太后污为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绑赴菜市口刑场砍头示众。首都的“愤青”们虽然没有象三百年前的同仁那样争食他们的肉,但把民族英雄的鲜血蘸了人血馒头……
“愤青”第一次影响历史进程是一百年前的义和团邪教暴动。义和团的主要成员是各地“愤青”,首先是“农村愤青”在“扫清灭洋”的棋帜下屠杀传教士、外国平民和中国基督教徒;同时针对中国平民搞些“打、砸、抢”的违法勾当。慈禧太后为了转移国民对满清权贵腐败统治和拒绝政治变革的不满,打起了“排外爱国”的旗帜,别有用心地把义和团列为爱国组织,招募他们进入首都屠杀外国人。义和团进入首都后,“农村愤青”与“城市愤青”结合,对遇到的所有外国人格杀无伦,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不但屠杀外国人,对中国基督教徒也一样格杀无伦,后来发展到屠杀使用西洋商品的中国平民,并且对中国人的残忍程度远远超过外国人。义和团只杀了几千外国人,但屠杀的中国教民却高达五十多万!除了外国人和中国教民外,致力于中国变法图强的唯新志士也成了“义和团愤青”的最主要屠杀目标,因为这些人企图引进西方的“民主、人权、法治”来革新满清的腐败统治,谋求中国的强大振兴,因此是最最反动的“汉奸卖国贼”?甚至于闯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皇帝这个头号“汉奸卖国贼”!结果北中国的维新志士,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被义和团愤青屠杀一空……义和团愤青除了在北中国疯狂屠杀中外平民外,还焚烧破坏一切与西洋有关,也就是有一定现代科技含量的东西,京城繁华的商业大街被烧成一片废墟……
义和团愤青“爱国”的代价是杀尽了北中国真正的民族精英,把北中国变成了一遍废墟,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挣得“野蛮人”的称号;同时招来八国联军的报复性入侵,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摊上一两!
“愤青”最大的一次力量展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伟大领袖为了赢得绝对独裁权力,和全中国的青年学生结成临时联盟,对官僚阶层和知识精英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上流社会的绝大多数打成“阶级敌人”;对落到他们手中的问题人物进行野蛮残忍的精神肉体迫害,手段备极残酷。天才艺术家严凤英被诬为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潜伏特务”,被批斗迫害致死;死后愤青还剖开她的喉管和肚子,掏出五脏六腑,检查里面是否藏有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国家主席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全国愤青歇斯底里高呼“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愤青的“粉丝”,北师大女子附中的宋彬彬,就是给伟大领袖佩带“红卫兵”袖章并赢得伟大领袖赋诗“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那位,一个年轻漂亮本应该温柔善良彬彬有礼的花季女孩,为了证明自己对“阶级敌人”的残酷无情,和同伴举行杀人比赛,亲手打死了十三个被划为“阶级敌人”的无辜平民……
“文革愤青”和“义和团愤青”一样,除了疯狂打击迫害伟大领袖圈定的“异己分子”外,还大肆破坏文明成果。和“义和团愤青”烧商店、拔铁路、拆电线不同;“文革愤青”主国是“破四旧”,也就是烧书,毁文物、拆寺庙,摧毁一切和“文明”沾边的东西,让中国重新回到没有文化的蛮荒时代。1966年11月,200多名文革愤青闯进山东曲阜,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76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
回顾愤青在历史上的历次“英勇事迹”,我们不难发现愤青对中华文明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的,破坏的热情也远远大于建设的热情。义和团和文革是在阴谋家操控下愤青当家作主的时代,但愤青当家作主的成果却是中华文明遭受空前浩劫,全民集体走向疯狂,中国差一点就跌下万丈深渊不能自拔。

“愤青”在经历文革后近二十年的沉寂后,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又再度展示出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愤青的复兴离不开“爱国”的旗帜;“愤青式爱国”又必须借助“排外”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中外摩擦尤其是中美摩擦给了愤青歇斯底里起哄的机会。
文革后的第一次愤青起哄是北约轰炸中国驱南联盟大使馆,大都市愤青纷纷走上街头****示威,呼吁政府对美宣战。当现政府没有屈服于他们的“爱国口号”对美开战时,他们又大骂政府没用,说什么如果“伟大领袖”在世,早就把美国踏平了……
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确然罪不可绾,但因此向美国宣战则是自讨苦吃。撇开宣战的必要性和道义性不谈,单就利害关系来说对美宣战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中美一旦爆发战争,我们一架飞机也飞不到美国上空,一艘军舰也接近不了美国海岸,少数几颗洲际导弹也会被美国的反导弹武器截留……相比之下,美国的轰炸机可在中国上空肆意投弹;航母战斗群在中国近海如入无人之境;几千牧洲际导弹可命中绝大部分锁定目标……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本土没有一声炮响我们的国土则硝烟弥漫,我们宣战的成果是损了自己肥了敌人,挑起这样的战争不是疯子就是白痴。可我们的愤青却近乎狂热地要求挑起这样的战争?
南联盟使馆事件之后,愤青又举行了几次排外示威****,几次呼吁政府对某个力量远超中国的强国宣战,幸亏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理性务实的成分远远大于不切实际的成分,天老爷保佑政府没有被愤青的爱国口号忽悠,没有把中国拖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
令人不解的是,上世纪末印度尼西亚掀起有组织的反华浪潮。暴徒在政府的鼓动或默许下抢劫焚烧华人财产,屠杀男性华人,当众轮奸华人女同胞,造成5000多家华人公司、超市、工厂被毁;1200多名华人丧生;1000多名华人妇女被群体强暴……可号称爱国的愤青们却没有走上街头,没有举行任何针对印尼的****示威。
愤青虽然没有象义和团和文革时期那样对政府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但愤青的人数和影响在新世纪的中国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以令人忧虑的速度向文革的灾难迈进。尤其是今年奥运圣火在西方传递时遇到始料不及的不和谐插曲;一个在奥运历史上经常发生并在西方认为是稀松平常的干扰奥运圣火传递事件,被中国愤青认为是“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的如山铁证,在国内外掀起了文革以来最大的一次排外浪潮。此前不久发生的“南都长平事件”则更具悲剧意义,一位坚守良知的文字工作者因为发表了一篇呼吁新闻自由、公正的文字牵涉到西藏话题,发出了与主流媒体不一致的声音,被网络愤青咒骂为“汉奸卖国贼”,连在歌功颂德的大气氛下一直坚持报道少许真相的《南方都市报》也跟着遭殃,被愤青污为“拿着帝国主义津贴的反华媒体”?至于近几天发生的王千源事件,进一步显示今天的愤青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丝毫也没有“与时俱进”,整体素质和“文革愤青”依旧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青岛留美女生在民族问题上仅仅表达了与中国主流媒体不一致的声音,仅仅因为履行了天赋的并被宪法允许的言论自由权利,就被愤青群体在网上极尽侮辱谩骂之能事,惟恐除此不能表达他们的“爱国心民族情”;甚至于展开人肉搜索,搜出王千源的个人资料和家庭情况;然后把一个屎盆子扣向了王千源父母青岛住家的门口;还有一个善搞阴谋的愤青,伪造了王千源父亲向全国人民的道歉信并传到网上(王千源已从父母处得到证实是伪造的并向媒体披露)……
在暴力机器面前保持高度一致;却在一个独立思考的弱女子面前威风凛凛,我们的愤青可真够“勇敢”真够“男子汉”的?
不仅如此,文革口号和非此既彼的思维模式;对不同声音者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的行为模式也在网络泛滥成灾。象“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的走够”,“把……打死、喂狗”,“我们坚决不答应”之类与现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文革逻辑”和火药味十足的“战斗口号”在网络构成一道怪异的风景线,各种迹象表明文革阴魂已经在大众网络复辟再现。一个摧毁中华文明的危险信号已在中国的上空显现?

愤青在改革开放时期唯一“与时俱进”的地方就是对互联网的高效利用。新世纪愤青不能象文革愤青那样动不动就走上街头****示威,更不能满街张帖含人身攻击内容的大字报;但愤青很快发现互联网是他们发泄极端情绪和打击理性思辩的理想平台,于是纷纷在网上煽动极端情绪和寻找打击对象。因此新世纪愤青绝大多数是“网络愤青”。虽然网络愤青的文章文风拙劣漏洞百出,但因为文中充满刺激挑战性字句,符合不满现实国民的阅读兴趣;加上网络愤青的文章篇幅都不长,谴词造句浅显通俗,对于时下大多数不爱阅读的国民来说可谓是投其所好,因此一篇再烂的文章也有可能赢得可观的点击率。
相比之下,对国家民族真正负责且有益的理性思辩文字则很少刺激眼球的煽动词句;充分揭示问题阐明道理的文章又常常需要很长的篇幅;理解他们的文字又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思考的习惯与之配合,不爱阅读又不喜思考的国民显然没有足够的耐心读完他们的长篇大论,因此也不容易理解他们的文章要表达的真实思想。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愤青和智者的文字在人流量大的大众网络享受的待遇常常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网络文章的影响除了文章本身的质量外;还取决于文章所摆的位置。一篇再烂的文字只要放在不易下沉的显眼位置,一样能够赢得很高的点击率;无论多优秀的文字置于容易下沉的普通位置,其影响也会大打折扣。愤青的谩骂攻击性文字在大众网络处于显眼位置的概率比理性思辨文字要大得多,因此在数量庞大的普通读者群占有很大优势。更为反常的是:理性思辩文字经常因为“含有敏感词汇”或“内容不符合本站要求”被部分大众网络拒之门外;愤青的骂人脏话则不是“敏感词汇”且“内容符合本站要求”了?
因为部分大众网络对愤青和理性思辨文字执行“双重标准”,愤青赢得了网络舆论优势?结果愤青的力量和影响在新世纪的中国呈膨胀上升之势。
“爱国排外”是网络愤青永远的标帜,是他们打击真正爱国志士的尚方宝剑。下面有必要分析一下网络愤青的爱国特征:
1、 把“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却不知何种行为才属爱国,结果经常在爱国旗号下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极端行径,南联盟使馆事件中呼吁政府向美国宣战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2、 爱国行为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的爱国行为则需要从事艰苦细致的工作,愤青大多一无耐心二无牺牲精神为了爱国艰苦奋斗;更不会为了思索行之有效的强国之路沤心沥血。
3、 爱国行为更多陷于不切实际为祖国歌功颂德,总之讴歌五千年灿烂文明;颂扬“四大发明”;深信宇航员在月球上能看到长城;鼓吹“中国实力膨胀论”,宣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等等意淫式的自卖自夸就是最最爱国的行为。诸不知过份自我标榜,无原则“自我感觉良好”的作用常常是负面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一个国家民族也是这样,无休无止给祖国唱赞歌实质是害国行径。众所周知美国人是爱国的,美国军人极少在对外战争中临阵脱逃或叛变投敌现象,更没听说过有哪个美国富豪把财产转移到中国;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则汉奸成群。可美国的主流媒体很少有为国家唱赞歌的,打开电视报纸不是这里出现问题就是那里存在丑闻,好象美国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国家?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人的爱国情怀。美国政府告诫它的国民:如果你知道自已的国家正在犯错误而不勇敢指出来,你就是对国家的犯罪,也就是鼓励美国人对国家吹毛求疵。最后结果是:一个敢于对国家说“不”的民族比成天价对国家说“好”的民族拥有更深厚的爱国情怀。
4、 爱国行为经常体现在“挑衅好斗”,为了显示只有自己才是最最爱国的,成天在网上搜寻有没有可以给某人扣上“卖国”或“崇洋媚外”帽子的只言片语?如果实在找不到也要制造一个出来,手段不外乎文革式“断章起义”和“曲解原文”;否则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爱国”。例如某篇文章的原文有“中国的民族政策确然存在问题;但外国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尊重事实”之类的句字,愤青就会别有用心地取其前半句舍弃后半句,然后抨击作者和藏独分子一个鼻孔出气,武断地把在国际上为祖国澄清是非的维护国家统一人士划到藏独那一边,并施以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并且根本不听对方的辩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相当一部份愤青的爱国言行包藏有借“爱国标帜”来哗众取宠从而扩大个人知名度的阴暗动机。就象某些以收费为职能的执法部门唯恐监管对象没有违法行为一样,部分爱国喷青最害怕的就是找不到“卖国崇洋”的例子,他们的骨子深层其实害怕每个中国人都是爱国者。
5、 愤青在网络锁定某篇可以进行口诛笔伐的“卖国文字”时,多数情况下没有读完全文,因此也不可能明了文章所要表达的真实思想。在不了解原文主旨的情况下,就胡乱针对某些片断“发神经、扣帽子”,结果多数情况下被上纲上线的文章是最最爱国的文章,被他们痛斥的“汉奸卖国贼”其实是真正的爱国志士。

综观愤青的“爱国行径”,用鲁迅的“爱国贼”标准来衡量竟然条条中款,所以用“爱国贼”一词来形容他们再合适不过。愤青在“爱国排外”的“霸王”标帜下,只会给真正的爱国文字找茬;把真正的爱国志士辱骂成卖国贼!因此愤青的爱国行为多数情况下是“好心办坏事”。
部分愤青是否真个拥有爱国情怀也是大可怀疑的,口号上的爱国多数情况下不是真正的爱国。历史上有哪个真正的民族英雄成天标榜自己是爱国者?又有哪个真正的汉奸卖国贼不是成天价把爱国挂在嘴上?大汉奸汪精卫的爱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可最后还不是作了公开的汉奸领袖。在一个言论没有自由的国度,人的公开言论与行动常常是相反的,现在的贪官哪一个在台上不是声嘶力竭高喊反腐倡廉口号?可一转眼就在台下拼命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今天的中国贪官是最大的国贼,可愤青把斗争矛头对准真正祸国殃民的贪官了吗?
今天的中国存在那么多阳光下的罪恶;存在那多的特权和不公正;存在那么多权力腐败;存在那么多纯属圈地性质的招商外资……这些真正的卖国害国行径,愤青们注意到了吗?你们捍卫真正的国家利益了吗?
那些动不动就把争取“民主、自由、法治”的文字等同于崇洋媚外;把呼吁政治改革的志士仁人诬为“卖国贼”的愤青们,我要提醒你们的是:“民主、自由、法治”不是帝国主义的专利品,文明进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需要“民主、自由、法治”。凡是阻碍中国“民主、自由、法治”进程的人才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
我这里引用胡适的一句话佐证上面的观点:“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一个人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只能从他的行动上才能判断出来:愤青骂美国骂得最响亮,可现在给予某个愤青一张“美国绿卡”,恐怕没有几个愤青能够拒绝。你既然认定美国一直“忘我之心不死”,是中国最最凶恶的敌人,干吗还那么热衷于往美国跑呢?这样的行径能算爱国吗?这种表里不一的分裂人格在愤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更奇怪的是部分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用父母在国内的非正当收入去欧美留学的特权愤青,也在海外高举什么“爱国旗帜”对国内为了推进国家文明进步的志士仁人上纲上线,他们的“爱国心”就更值得怀疑了。海外的少数特权愤青也许希望中国一直腐败落后下去,因为腐败落后的中国有利于国有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海外帐户,确保他们不用努力也能在海外享受一流的生活水准。正是基于这一阴暗心理,他们对国内那些真正努力推进国家富强民族文明进步的人士才视若寇仇,一有机会就祭起“爱国主义”的大旗横加打压。
绝大部分高呼爱国的愤青,实际上只是跟在爱国旗帜后面瞎起哄。他们组成偌大的群体,攀附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对与主流媒体不一致的声音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让自身的卑劣本性有机会释放。至于对祖国的种种不足或恶劣之处,他们是不敢言或不知如何言说,因为祖国有第一流强大的国家机器等着他。所以愤青式爱国是欺软怕硬的,是披着硬盔甲的软骨头。历史的经验一千次证明,凡是欺软怕硬者都不可能成为坚定的爱国人士!
愤青群体的产生需要特定的社会土壤:机会不均造就了大批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奴化教育体制使愤世嫉俗者普遍染上了不爱思考的毛病;浮躁的社会空气使不满现实者沉不下心来艰苦创业。因为心中有太多的不满,又不知不幸的根源来自何处,就很容易迷迷糊糊地顺从某个舆论导向,聚集在“爱国标帜”下发泄卑劣情绪,成为阴谋家的政治打手。文革时期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愤青,就在于那时的城市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年轻人普遍感受到就业压力。就业问题无疑出现在权力阶层,可奴化教育下的青年学生看不到这一点,于是不自觉地跟着伟大领袖权力魔仗的指引,把打击矛头对准与就业困难毫不相干的社会弱势群体,被打倒在地苟延残喘的“地、富、反、坏、右”身上……
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愤青,也一样是社会土壤出了问题。教育改革把一直由政府承担安置大学生就业的责任推向社会;与“教育产业化”相适应的大学无限制扩招使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短期内膨胀几倍甚至十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因此变得空前严峻,于是产生了大量心怀不满的群体。教育腐败又使大学的教育质量急遽下滑,大学生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群体。所有这些都为造就愤青群体提供了最好的社会土壤。
新中国唯一没有愤青群体的时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学生都把学知识做学问放在第一位,理性思辩的空气主宰了大学校园,大学毕业生都能分配工作,社会不公也远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重程度。因为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极少盲从的白痴;不满现实的群体也不大,所以没有愤青耐以孳生的社会土壤。
愤青虽然容易聚众起哄到处放箭富有攻击性;愤青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无处不在,但如果没有成功阴谋家的配合,愤青不可能成为影响国家社会的决定力量,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受阴谋家操控的政治工具。
愤青力量是一柄两头尖的剑,企图操控这把剑为自己服务的政治阴谋家在伤人的同时也伤及自身,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就是一个生动例证,所以明智的政治人物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疯狂到去利用愤青力量。能成功利用愤青力量的政治阴谋家有一个前提:他必须是象斯大林那样在长期战争中取得绝对权威,不但能控制整个官僚阶层而且能控制整个社会的独裁铁腕人物,否则就会被他企图利用的愤青力量撕毁。就算是,极少数成功利用愤青力量的铁腕政治家,也一样会在历史上背负不可磨灭的千载骂名。其家族也难逃被后人清算的恶运。
愤青一旦成为阴谋家的政治工具后,其自身也逃不掉整体覆亡的命运。一旦阴谋家的政治目的达到,愤青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被阴谋家“一锅烩”。文革愤青的命运各位应该不会忘记,国家主席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天,也就是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一天。这邦愤青在农村受尽磨难,很多女知青还被地方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凌辱强暴,面对绝望的处境痛哭无告,最后还是被他们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施以残酷斗争的邓小平救了他们,让他们整体回城……
所以愤青的思维逻辑经常陷入不可理喻的自虐状态:对尊重维护他们的人上纲上线;对玩弄利用他们的人歌功颂德?
愤青们该醒醒了!
中国的强大进步,中华民族的文明开化与“愤青式伪爱国主义”不能并存!
下面用一位网络智者的言论来收尾:
“一个国家是很难被外界压力压垮的,一个真正的勇者也从不会被外力所屈服!超越主义之争,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爱国首先要爱自己!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倡导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才是整个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每个国人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最大的爱国。内部和谐的中国才能更加自信、健康和赢得世界尊重!”
二OO八年四月十九日


补充:听说当年那位给领袖戴上红袖章的北师大红卫兵小将宋彬彬现在美国学术界不问政事.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中国政府是否自我矮化?

转载自 BBC中文网

中国人谈中国
华人听友

中国人抗议
在西方抗议的中国人是否忘记,他们所享受的示威的自由在祖国是没有的。
CNN不是国家机构是,私人传媒公司,地位同千百个公司一样;卡佛蒂的身份不是政府官员,是平民,同亿万个你我一样,他的言论不代表谁,只代表他。但是, 50年来中国人已深深成习惯了的是,个人不管是通过哪个媒体或是在大街上用喉咙喊;只要是言论,就会一定是党的规定言论,否则就会有大麻烦。

用我们已深深习惯了的想象力,去对比美国的外交部,会不会象中国外交部那样义愤填膺提出严正交涉去回应,要你向全体美国人民道歉呢?想想就好笑,一定不会!不须用大道理,用一个理由就够了:-- 没那闲工夫去'拣骂'!

面对这样一个平民身份人的另一方,却是一个泱泱大国的中国外交部!这种地位及身份的对比,不是霸道;而是平行。如果这位卡佛蒂是菜市里的某一个骂了几句街的阿婶;那么,同样外交部也沦为是个阿婶而已!

外交部正式交涉是自我矮化!其用的词汇越庄严就越显其渺小;越刻薄就越显其低档。丢中国人的份。国际上一定会耻笑这蠢事儿。

卡佛蒂是否是用词'恶毒',请您注意这个关键句子:they 've been for last 50 years。他们在50年以来。

50年来的他们是谁?50年来的中国人是谁?目前能够使用'50年来'形容的群体,唯一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

在西方的一些城市里,愤怒的来自中国的'人民'举行游行抗议。他们是自由的主人。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忘记了,他们在这里游行抗议示威的自由在祖国那里却没有!

只要不同意外交部的那种爱国观点,就围攻追打,哪怕是同胞20岁的小女孩,也要杀死相威胁,不敢叫人相信的是,中国国家的 电视台网站更损的是,视频中公布她个人资料,使她国内的家被破坏,父母不得不逃亡,.......似乎文革又来了,我是中国人,我想起就杆颤,更可怕的 是,发生的地点这里是西方国家的都市;而不是北京。

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网民会不会像我们那样;用强烈的爱国热情愤怒的用最肮脏话或暴力威胁电话给西方驻华机构;或如文革时期向党献忠心一样的奥运红心等各种活动?......;那这要看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本事有多大了.......。 - 或者,西方国家的爱国西人,受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感染,借着观看奥运来北京的机会,去天安门广场,呼吸一下中国的自由空气,组织游行,爽一下,也来一下美国星条旗的蓝色海洋!..... 那这要看中国坦克和武警的本事有多大了.......。

2008年4月30日星期三

柏杨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转载自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370000/newsid_7373800/7373830.stm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星期二(4月29日)凌晨在台湾台北县新店市病逝,享年89岁。

柏杨生前著书作人都堪称是国人的典范。其代表作品包括《异域》、《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和《资治通鉴白话版》等。

对于许多大陆读者来说,柏杨总是同"丑陋的中国人"挂钩,这主要是由于他在1986年写的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一面世就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巨大震动。

民族劣根

柏杨先生曾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感叹道: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 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 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在他看来,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 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 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 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 机。

22年后的今天,柏杨先生走了,而中国人是否依然丑陋呢?

在新华网上看到一篇名为"柏杨走了,希望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引述柏杨的一段话:"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 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 各位的帮助。"

文章的作者指出有必要复习一下柏杨的这段话语,因为自他说完这段话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在培养检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仍然没有显而易见的进步。盲目和从众,死不认错,自我膨胀……这些柏杨尖锐批评过的国民性格缺陷,仍然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找到对应点。

奥运圣火

中国留学生
首尔火炬传递中国留学生大打出手
在我看来,最近一段时间被海内外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圣火传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对中国政府和众多的中国民众来说,举办北京奥运是向世界彰显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的最佳时机,也可以借此彻底摆脱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蒙受西方列强压迫的百年耻辱。

因此,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把奥运政治化了,并将它当作头等政治任务来完成。无论是圣火传递还是奥运宣传,都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当圣火传递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遇到麻烦时,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也看到了中国媒体的偏执和一边倒。

在出现示威者抢火炬的情形时,无论他们打着藏独的旗帜,还是支持人权民主的招牌,统统被中国视为挑战天朝的大逆不道的犯上行为。

于是乎,在火炬传递城市,五星红旗淹没雪山狮子旗,爱国歌曲压过藏独之声。大有全球各地一片红的感觉。

法国人曾拍过一部电影,讲述红卫兵占领巴黎,红旗飘到协和广场。而今,这一虚幻因奥运圣火成为了现实。

在世界各地的新老红卫兵们打着爱国的旗帜从旧金山街头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发生的对骂发展到在首尔街头的大打出手。

缺乏自尊

家乐福外的抗议民众
中国民众手持标语到家乐福店外抗议
人家伤害我一把,我也要伤害他们一把。理性终于被血性替代。

在中国内地,媒体网络万炮齐轰,矛头直指达赖集团和CNN、BBC等西方媒体。 似乎这一切还不够解恨,于是有愤青网上呼吁抵制大陆的法国连锁店家乐福。更有人扬言五·一对家乐福采取大行动,用流氓无赖的手段给法国人一个教训。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此时得到了无限放大和膨胀。

而作为中国政府对外喉舌的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评论抵制家乐福事件时还在敲边鼓:最近一些中国民众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情绪,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法方应很好地深思和反思。我相信这些中国民众会依法来表达他们的合理诉求。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曾指出,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而圣火传递似乎使中国人团结了一回,中国人的拳头不再伸向自己人,而是外国人。

但中国人心胸狭隘的劣根性却一点没变,反而变本加厉。

那么,中国人何时才能既不自卑,也不自傲,而是自尊地活一把呢?

柏杨先生希望看到的不再"盲目和从众,死不认错,自我膨胀的","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何时才能诞生呢?

2008年4月28日星期一

阿Q的子孙

转载自http://news8.thdo.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360000/newsid_7367700/7367716.stm

三月三十日我写了"清醒,清醒",想告诉我的同胞们不要糊涂。这些天来中国人出现了一种可怕的,丑恶的现象和风气,包括海外的中国人。

一阵风,把阿Q的精神括回来了。众多愚民利用官方媒体及互联网大喊大叫,"我爱中国,镇压西藏好,反对破坏奥运,抵制法国货",有些阶级斗争年代的的口号又在中国出现。
"一小撮西藏反动份子勾结一小股反华势力,掀起反对中国,分裂中国的破坏行动""和达赖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还有谩骂,恐吓外国媒体记者的事件发生。对外国媒体的不满反对责骂声音更是一浪高一浪。

鲁迅不怕家丑,骂中国人是阿Q,我今天也要骂这些糊涂的阿Q的子孙。

亲自经历

在骂之前先要再把中共的愚民政策揭一揭。我自己就有亲自经历,我十五岁参军,从青少年时开始,就是在共产党灌输"光荣,伟大,正确"中成长的。

从所谓的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到肃反我都是"积极份子"都是以共产党的教育爱党爱国为最高准则,按照阶级斗争的杀,斗,批,压,打,仇恨所谓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完全相信这是美国反华势力指挥策划的,完全不知道战争和政治运动发生的事实真相,只知道做党的驯服工具。57年我说了一些真话,也成了阶级敌人,打成右派,我才知道是非和真假,才开始认识中共的真面目。

从反右运动开始中国的真话,实话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了,彭老总只说了一半实话也难逃罪责,于是中国人都跟共产党学会了说假话空话大话,从57年开始中国的报纸,电台,书刊,和现在的电视台再也没有真话了。我才开始明白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了一个愚蠢到极点的人,这种灌输式的宣传教育,只让你在共产党规定的极度狭窄的范围内反反复复的无止无休的学习机械教条的所谓理论,天长日久,就让人没有独立的思维,只有盲目的崇拜和服从。

共产党的所谓政治思想建设,是中共的统治学的大针方针。中共的愚民政策不写在纸上,而是铭刻在中共领导人心中,中共的宣传部是全世界最大的,最坏的,最恶毒的,最阴险的假话,大话,空话机器,它的媒体当然也是假,大,空的,完全不可信的。

我今天骂的不是上述所指的中共圈子里的坏人,是指和我从前一样中了毒,不知愚蠢,反而当中共帮凶的愚民,我称他们是阿Q的子孙,意思就是做了傻事,坏事,还自以为聪明,了不起。不用自己的脑子仔细想一想,中共官方的媒体到底还有多少可信度。

中国人的盲目和疯狂也是大毛病,原来是喊万岁,喊各种口号,到了文革就打人,整人,批斗,挂牌子,戴帽子,现今有了互联网,就代替了大字报,跟随风一括,在网上大骂大叫,还学会了用手机恐吓,抵制外国货。刚脱了贫,就想当世界巨人。

国民素质

我敢说中国人的素质普遍太低,中国大学生的素质实是可怜,李零最近有一篇文章"大学不是养鸡场"我很赞成。许多人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罪恶和错误,中共把教科书里的有关政治运动史实都取消了,不让中国人了解,不少中国人对中共的独裁专制,已经麻木不仁了,对长久的不民主也已习以为常了。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如此让全世界的人们关心和怨恨,我们的事反而让外国人操心,因为中国的匹夫少了,阿Q的子孙多了。我从心底里感谢全世界的人们,因为全人类之间的爱心,人们才来管中国的闲事。世界的外国同胞,关心中国的西藏同胞。而我们中国的同胞反而不懂得关心西藏同胞。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互相关心。互相约束和互相规范,人类将会被野蛮吞灭。这完全不是干涉内政。骂一骂也许会让有些人清醒清醒。但时代不同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共的愚民政策不会再有市场了,中国人就能摆脱愚昧,无知,粗野,懂得尊重世界,也被世界尊重了。

2008年4月24日星期四

火炬——达赖——抵制 的确深层次增进了东西方的了解

中国在西方从未如此广泛被关注过,达赖喇嘛借助奥运火炬、中国留学生和国内的年轻人做到了这一点,让东西方着实彼此增进了一把了解。而这次彼此增进的了解将会有很深远的意义。

让西方深刻了解到,中国及中国人民的伟大——中国人民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蹦出来上万个中国人——而这些都是党的好儿女。而党和政府很容易操纵这些中国人民,这让西方人很容易不寒而栗。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也深刻的让西方国家了解到了,包括国人在内都深刻地了解到,其实国人意识中,文革式的人情依然存在。可以让每个人感受到那句话,《中国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民主太多了》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未能控制有了民主的人民,让中国经历了举世恐慌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通过网络这个最廉价、及时的通讯手段,第一次中西方直面碰撞了一下,虽然国内很多人无法看到西方网络媒体的报道,但很多西方人都以为中国很多年后依然是不可理解,不受欢迎的国家,而消除这些影响,是否可以靠北京奥运来访的中国际友人亲眼目睹和宣传得以改善呢?

奥运圣火,通过达赖喇嘛的骚扰和中国人民的抵制家乐福,已经牢牢地抓住了西方人的眼球,而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建立自己的国际形象,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未能获得国际宣传机器的支持,这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008年4月21日星期一

西方又有新招发难中国政府?

经济——美元贬值—金融泡沫—高油价—通货膨胀—抵制中国货……等——在经济上向中国政府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政治——藏独—新独—台独—奥运问题政治化来抵制奥运—民主—民权—言论宗教自由

现在国际工会联盟(http://www.ituc-csi.org/)也上来了,国际工会联盟发表报告说,在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一些花费巨资赞助北京奥运的国际体育用品公司仍剥削中国工人。在中国的一些运动鞋厂的工人不仅工资过低,而且被迫加班加点。

还好现在从国内暂时还访问不到这样的新闻http://www.ituc-csi.org/spip.php?article1980
还有BBC的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350000/newsid_7359500/7359566.stm

显然,这一步一步的从经济,到政治,现在到拉拢工人来猛烈攻击中国政府,显然是早有预谋的行为了。

其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以前对,目前的中国国情下也对,不希望中国有太大的动荡,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还是寄希望与共党的深入的政治改革了。

《落后就会挨打》小平同志说的,我觉得非常正确。他不仅适用于国家经济,也适用于政党。希望共党快快长大,少说也有八十多党龄的政党了,共党重来不怕革命的,让这种革命从自身开始吧……

2008年4月20日星期日

由国旗看中国民主

转载自http://news8.thdo.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140000/newsid_4149600/4149657.stm

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共产党教育人民说,红色棋面象征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左边最大的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旁边四颗小星象征人民大众,四颗小星各有一尖角正对大星中心点,象征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周围。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象征中国的成分占多大比重?人民从自己的国旗上看不到国家,却只看见党。党比人民还大,人民要紧密追随党。试问是先有人民还是先有党?是人民哺育了党,还是党哺育了人民?

这面国旗真可谓国味不足,党味有余。索性叫党旗岂不更好?试问中国奥运健儿值不值得为一面不代表祖国的国旗在领奖台上升起而拼命呢?爱国人士值不值得为这样一面国旗而欢呼呢?
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党派,不能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到处插手。要合理的放权于民,让国旗真正代表国家,让代表人民的人大的权力由形式落到实际。

早在延安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提出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矣,其亡也乎矣” 这一历史规律的疑问?共产领袖毛泽东对此作过响亮的回答,就是让人民充分享受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致人亡政息。所以不要再让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充当共产党某些高层领导的养老院,中国人民养不起啊!

过去有君主立宪,而现在的中国是党主立宪。一百年前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痛斥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我看现在则成了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家!

共产党属于中国,但中国不仅仅属于共产党,她属于中国人民。宪法上明文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言论、游行、示威等“自由”。这些表面金光闪闪的字眼何时才不会像现实中如此苍白无力?毛泽东给黄炎培的答案何时才能在中国开花结果?

关于中国政治(转载)

转载自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200000/newsid_7202700/7202749.stm

听"中国人谈中国",讨论的焦点无外乎有以下几点:一、政体结构不合理;二、没有人权、言论不自由;三、贪污受贿的太多。

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成立才仅仅几十年的历史,而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更是有众多的不同点,可谓是各有利弊。有人一谓地指责共产党,说他们把中国带得又穷又惨,但是要把中国的最初状况与现在的比较一下,其好坏也就不言而喻了。

也有人说中国的政治不够民主,人民并不能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力,应当像美英等国一样实行自由选举等参政方式。但是如果从实际考虑这样行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行。一是中国人口太多经济基础太低,没有足够资金进行类似的选举活动。二是人素质普遍偏低,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综上所述,中国自创的一套政治制度还是比较好。

听外国广播大多数在宣传中国没人权,如镇压群众、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关押一写对中国进行负面指责和报道的记者和个人。我认为这些举动对于一个政权刚被巩固不久的领导者,也是可以理解的。谈论这些问题还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最后还要说说中国的贪污犯为何如何之多。中国人都穷怕了,农民穷,当官的也是农民出身,所以也穷,那些不想再继续穷下去的人就走上了歪路,成了贪污犯,追根穷源,还是整个穷中国发展程度太低,物质文明跟不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共产党虽然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但综观世界上的诸多党派,又有哪一个是十全十美的呢?它毕竟使整个国家的人不再挨饿受冻,我们当怀着感恩的心去祝福它更好。这些缺点也将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一改变。这是一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

尽管1956年中共八大时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但到了80年代,邓小平却说"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连邓大人都没有搞清楚,更何况他人。几经忽悠后定为初级阶段。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又是什么?"便是言者以其昏昏以使人昭昭了。其实教你明白后半句就行了: "核心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

按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明确了复兴路在民主与科学。只因共产党恶斗了几十年。为了夺取和保持政权都崇尚革命、迷信暴力,一党专政独裁专制。党比国大,以党为本。都争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哪里管民主与科学。这个领导权可把国人害苦了。问题的本质非常简单明了:愿不愿意自动放弃特权是实行民主的关键。在民主的前边加个主义,那个主义,提这个口号,那个旗帜,老百姓被忽悠的多了就相信了。西哲的话: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用天堂的理想铺就的。

复兴最终表现在文化上的复兴。苏联的垮台是其暴力文化之必然,是制度文明方面的败北。复兴经济是比较容易的。有人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成功是邓小平放权掏钱买政权稳定,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还得老老实实从启蒙运动开始,张扬现代人文明精神唤醒人权意识,培养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公民社会。而臣民社会则是奴隶与奴才组成的。李泽厚先生曾问到:"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没有做过奴隶或奴才?"问题就在这里。胡适先生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复兴之路任重道远。

2008年4月19日星期六

“爱国”粪青 PK 芙蓉姐姐

金晶从成为“民族英雄”红遍华人世界 转而变成“汉奸”遭“爱国”粪青辱骂短短几天时间。有网上评论说感觉像是‘红卫兵’来了,你看看那MSN上红遍300万用户(这可都是比较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如果是QQ能这么做不知道更会是多少用户了)足见这些拿着爱国的名义,恶搞自己是多么地有市场。把他们比喻成红卫兵,真的是玷污了红卫兵了,最少人家的初衷是好的。

而现在这些自发的“爱国”粪青们,你们又算是什么?最多算是拿着爱国的名义娱弄大家的“芙蓉姐姐”而已,而很多跟随者们不知缘由只为‘爱国’二字,或者感觉到‘红卫兵’的到来表明一下个人立场,或者最少是为跟潮流,随大流的心态染红了自己的MSN。这让那些“爱国”者们更加肆无忌惮,不分青红皂白,不计后果地到处喷粪。足见我们国人的悲哀啊。

如果说CNN的卡弗蒂说“中国人是暴徒与诬赖”很多人都相信这是错误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喷粪与抵制之后,世界是不是会相信其实CNN说的不一定不对了呢?镜头前面有哭得有笑得,网络上面有唱的,水池子内有跳的,还有一帮“芙蓉姐夫”扛着标语抵抗家乐福的……

“爱国”粪青:娱弄爱国精神
芙蓉姐姐:娱乐大家

“爱国”粪青:靠骂人
芙蓉姐姐:靠被骂

“爱国”粪青:丢中国人的脸
芙蓉姐姐:丢自己的脸

“爱国”粪青:声高去很虚伪
芙蓉姐姐: 恶心却最少真诚

2008年4月18日星期五

评论郎咸平在吉大的讲述:中国越发展,美国越富裕

原文:http://hi.baidu.com/dbqp2006/blog/item/4d95d81b1d74e5ffaf513386.html

郎咸平这个名字早有耳闻,但真正读到他的演讲稿还是第一次,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发表如此有激情、有水平、有深度演讲,第一次看感觉茅塞顿开的感觉,但后又隐约感觉他说的什么地方不对,或者什么东西没有说出来,或者有些问题没有给答案,本人浅薄之见,发表于此,仅供自己日后继续思考只用,若您发表很多反对意见我将不胜荣幸。

现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六大最能创造盈余的软性环境(产品设计,原料采购,长途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外,中国为什么只分配到价值最低的,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剥削劳动的什么——制造环节?这是为什么?

产业链在那里摆着,难道中国人名就那么笨做不了产品设计?没有能力做零售?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火车飞机和轮船,不能做运输,没有学历不能处理订单?很显然不是!难道我们国家(准确地说是政府)没有实力所以无法竞争到这个产业环节?显然也不是,看看我们盛大的奥运和中子弹就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实力越来越强,但为什么我们只能成为国际制造中心?被外国企业剥削?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只有我们国家强大了,少数人富裕了,但是我们的人民还远在贫困线以下。我们的人民没有购买力,我们的人民不尊贵,中国人民自然不能当世界的“上帝”——消费者

而世界的“上帝”是,国强民富(不是国富民强)的美国人、欧洲人、还有日本人韩国人、还有解体之后用短短八年时间人民的收入就超过中国的俄罗斯人。而中国人不会像他们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他们,自然不可能设计出符合他们价值观、审美观、满足他们心理和生理需求的产品。自然不能提供让对方心里满意的服务(零售),而老外们自己设计的东西自己买给自己人,在产业链中的有附加值的环节我自然会找我可以信任、有相同价值取向的自己人,而中国只能做费力不讨好的制造业。

人人生来都平等,但是消费者生来不平等,有钱的自然是上帝,有购买力的人民自然就是主宰,中国沦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只忙着国富民强了,没有忙着国强民富。试想我们每一个出国的留学生,不是省吃俭用,低三下四做最低级的工作,挥金如土自然会成为美国人的爷爷。而人穷志短,咱们“觉悟”不高的一些中国穷学生,出国之后为了温饱、学费等问题做一些鸡鸣狗盗之事你想想看中国人在外国人的心中形象能够提高吗?因为我们的人民的确比较穷,我们人民没有必要为了尊严而宁可饿死不去抢不去偷,这种人在平民的心中只能算是懦夫,只有那些“觉悟”高的高人才会赞颂他们为英雄。

而在我们中国,什么都值钱唯独劳动力不值钱,自然会制造很多“贱”民。难怪国外不只是对中国政府看不起,对中国人民也一直看不起呢。

中国想真正提高国际地位,真正占领产业链竞争中的优势环节,不能靠奥运会,不能靠媒体宣传和打嘴仗,也不是靠你的文化的宣扬和社会主义教育,更不能靠粪青们的口水战。靠只能靠还富于民,民富国强才是真正的道路。

《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发布颁布60周年之际,谨以学习之用。

文章链接为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work/rights/rights.htm

2008年4月17日星期四

俄罗斯改革效果令人惊叹(转载)

俄罗斯改革效果令人惊叹
   邹之柳  

俄罗斯的前身是苏联,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两国先后进行改革,在国际上由于“经济飞速发展”而出尽风头的是中国,俄罗斯却被国人认为过于激进而使得社会动乱,物价飞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百姓几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多年以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都暗自庆幸中国的改革很稳妥。对俄罗斯的做法不屑一顾,甚至有些幸灾乐祸。
  然而日前笔者偶然看到的一篇文章,却令我大跌眼镜:今年没有受到关注的俄罗斯,如今经济早已企稳并踏上发展快车道,百姓的生活水平更是飞速地普遍提高,先是重新超过中国,然后又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请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俄罗斯的经济较快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
  对未来的预期更令人惊讶:
  今年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俄罗斯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真是一匹大黑马!
  过去中国的发展速度令我们自鸣得意,眼中看见的竞争对手也只有印度,最多还有巴西。俄罗斯则被我们用老眼光看待而没有放在眼里,岂知别人悄悄地超越了!
  可能有人会说它超越了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俄罗斯还在我们后面吧?  我要说别说是第十大,即使有一天成了第一大经济共同体也没用——要是老百姓还是那样的贫穷,要是贫富差距还在一天天扩大,要是社会矛盾还是那样尖锐的话!
  俄罗斯过去的改革被中国人视为“蛮干”、“乱整”,现在看来,他们恰恰是最具有胆识。中国的所谓稳妥,使得改革很不彻底,使得上层建筑很不适应经济基础,于是造成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由于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使得中国还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体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人治”国家,这些问题正在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中国的继续进步。而俄罗斯尽管在改革之初动荡很大,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曾一度大幅度下降,但就好比治病一样,“长时间小痛不如短时的大痛”。大手术会大痛,但那一痛就解决了根本问题,从此就病愈了。
  现在十分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存在严重的官商勾结,最近还揭发出严重的令人震惊的官僚资本主义倾向;国有垄断经济正与民营经济产生严重的对立,经济领域的社会不公正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这些问题在俄罗斯基本上不存在。加上俄罗斯人口素质远比中国高,科技实力远比中国强,所以俄罗斯经济的运行远比中国健康,它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劲远比中国要强。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在救助困难人群,实现改革成果共享方面做得很好,没有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
  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
  俄罗斯的补偿金名目繁多(有数百种),略举小部分:
  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二胎等多子女家庭一次性补助、儿童月津贴、多子女家庭年度校服补贴、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补贴、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  而这些补贴的数目都很可观,可以真正起到帮助百姓减轻困难的目的。比如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补贴达到每月4500卢布(合1300元人民币),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也达到5000卢布(合1400元人民币)。
  有人分析说,由于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要拉选票就必须多为百姓谋福利,争取百姓的好感。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
  读了有关报道我十分感慨:第一,改革成功的标志是要看老百姓得到多少实惠,而俄罗斯百姓的确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第二,有人或许要说俄罗斯官员如此讨好百姓并不崇高,其实我要说官员讨好百姓正说明那个社会的公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百姓手里,百姓成为了社会的主人,官员成为了真正的公仆——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直追求而未能达到的目标么?
   (写于2006.12.24)

转载自: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841997.shtml

世上最大暴乱纪实(转载)




2008年4月15日星期二

揭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初衷(转载)

原文出处:http://www.cngeming.cn/article/show.asp?id=32

揭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初衷
注: 虽说作者难脱<<决议>>的框框,但相信读者对照现实,一定会有自己的思考结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记录,1965年6月6日。)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对备战问题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把他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八月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话来:“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8月11日。)
他这里说的“六二年刮歪风”,就是指他那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他讲的是“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其实在他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严重的判断。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并且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规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对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先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提出问题时也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十月十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一开始就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毛泽东接着说:“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他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他再问:“还讨论什么?”有人讲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看这些大区书记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上来,便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小钢铁厂这个具体问题把话说开去,点了题。
他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讲了这些尖锐的话以后,他又把话锋一转,对正在谈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5年1O月10日。)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毛泽东这些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无心之语,我不赞同作者此言!)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11月12日。)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这时,又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
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65年12月2日。)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毛泽东同中南局书记和各省负责人谈话,1965年1月16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2月3日。)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1966年1月5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二日,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页。)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说法,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无心注:应为怀疑或者考查)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3月18日。)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以上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3月18日、19日、20日。)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决断。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2页。)
局势继续向前发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无心注:误导读者)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指‘汇报提纲’。——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4月22日。)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29日。)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会议结束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这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直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说起。他把这种估计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忧虑,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无心注:真知灼见,预见性多伟大)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五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 统 战 部 长廖沫沙和吴 晗在《前 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 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5月7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2008年4月14日星期一

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黄炎培之子:我父亲和毛泽东六十年前延安对话
转载自:http://news.163.com/05/0721/16/1P6TB2FK00011246.html

  编者按:下面一段话发生在整整六十年前,也是在七月份。谈话的双方分别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几十年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这段329个字的对话不时被人提起。现在适逢其六十周年之际,黄炎培之子———全国政协委员黄方毅为我们撰写此文,为我们略述这一“名段”背后的故事。引文———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加国唐人街实拍:国旗如废纸 被丢满街任踩踏(转载)

http://hi.baidu.com/india168/blog/item/e24019d59e0b62c750da4b79.html

2008年4月13日星期日

让我者才有素质,挤我者没素质

两个“高素质”女人吵架 出动中英日法四种语言
原文:http://www.zaobao.com/zg/zg080413_502.shtml

我们的“素质”是用来要求别人的,而不是用来要求自己的。挤公交地铁的也有众多的高素质人才,吵到“高”水准的也是这群人。这件事情被报道了大家都道貌岸然地在网络上大加批评,扪心自问您就一次都没有反过这样的素质问题??

社会上这种素质逻辑比比皆是,普遍得很多人习以为常都无法察觉,那就,只要对我有利,对方就有素质,知道对我没有利,那对方就是没有素质,如果你没有素质的话,那么我比你更没有素质。这种逻辑不管你是学了几个语言,身居什么要职都一样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国人的思维中的。

北京奥运圣火阴影下的中西关系(转载)

   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前日伦敦遇险,昨日巴黎熄火;岂止是藏独同情者所能为,更多反映了西人尤其是欧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和情绪。虽然旧大陆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然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也表露一般。
  上周,美国民调,中国已经取代朝鲜,列入排名第三对美国最具威胁的国家。虽然民调不可概言,却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反映。中国始终强调西方坚持冷战思维;事实上西方与俄国,尽管冲突和矛盾重重,却完全已经告别了冷战思维,早已不是敌对关系;无论政府亦或民间。事实上,俄国更加坚持,自己是西方一员,而非与西方对立的另外一员。
   西藏骚乱,西人报道大多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一方面反映了西人的无知与恶劣;另一方面却也是西人对于中国情绪和印象的真实写照。虽则非西人全貌,却也代表了相当的比例。
  北京奥运圣火的阴影,必须撇开藏独因素,看到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阴影。如何看待这个阴影,倒更加是中国社会需要思考和对待的问题。并非外交,尤为内政;并非西藏政治,尤为国内政治,决定着中国与西方关系。中国开门经济闭门政治,经济开放自由贸易全球化,政治封闭不允许国际干预内政;主观和客观都行不通。
  中国无需迎合西方,民主的罪恶历史比比皆是,多数暴政历史清晰在目。但整个社会体制坚持一元化,精神复兴传统文化;这并非出路反而是死路一条。时间不会停止,发展不会倒退。在这一点上,中国确实要学习俄国。俄国没有迎合西方,但更没有回到过去;俄国在大跨步走自己的新路。普京傲世,俄罗斯没有三届总统。俄罗斯不会回头列宁,共产党已成过去。
  中国并非昔日苏联,中国也不同于今日俄国。中国发展并非俄国道路。彼得格勒一声爆响,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普京之路不同,与中国大相庭径。经济国有化,政治民主化,精神俄罗斯化;不过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翻版,只是没有种族优越,却也种族自豪。普京已经结束,普京之路只是过目。
  中国如何发展,并没有现成之路。但回到过去不是方向,这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无需迎合西方,与达赖喇嘛对话,无论什么条件。但中国西藏政策,却也无法沿袭共产党政治习惯和思维。无视西人敌视,迎合西人要求;都不是出路。西藏与北京离心离德,达赖无此能力,自省才是根本。金钱和援助,买不来凝和聚心。市场经济并不能形成政治一体化。
  市场经济三十年,发展已经到头,经济发达政治软弱,富而不强,最终经济也走不下去。政治社会不改革,中国无有发展,灾难接踵而至。通货膨胀,失业恶化,农业危机,边疆骚乱。改革方向不对头,雪上加霜。新劳动法加速恶化失业,控制价格导致膨胀更历,基金入市政策救市导致股市暴跌不断雪崩不止。不是没有新路,新路举目皆是。废除户籍制度,教育国家统筹,医疗政府投资,公共事业追求平等,自由经济市场竞争,官员地方化无影响媒体全国制,大学公立制无影响管理学术化,党委管干部无影响司法独立地方,土地集中农业补贴,乡镇自治皇权不下乡。新路不是民主,新路不是共产党下台;正好相反,共产党今天体制,真正才是在革自己的命。无论户籍还是媒体以及司法,共产党如今正是分封体制。一个县委一个市委,完全是分封权力;皇权不达,各自为是。之所以然,保守使然。共产党本为革命党,执政六十年,沦为保守党。有病讳医,连自己也不认识了。虽则今日总理“变天不足畏”,党言非如此,个人无希望。
  然中国非无希望,基因革命党人,保守非其本性。白衣卿相比比皆是,党内进步历史清晰。非世袭贵族可以承继,非新富金钱可以买断。虽则灾难不知所措,虽则简单回头寻路,然无人向往过去,然人心所向革新。21世纪头十年,官僚与新富,全部将自己子女送往西方教育,留学非大学而是中学,留学非科技非经济更为精神尤为文化。中国真实的面貌,心系西方,告别与重建是真实,复兴与光大只是假象。中国媒体表现的中国,既不是真实的中国,也不是表现者内心的中国,只是媒体工作者自诩的中国,与中国社会实际毫不相关。真实的今天中国,也不是青年人互联网发泄的中国,那只是被遗弃的,既是昔日教育的受害者,又成为今日的反社会者;昔日是愤青,代表着进步;今日是“粪青”,代表着遗弃。今日真实的中国,是官僚而非记者,是商人而非学者,是劳动工人而非大学毕业生,是移民而非市民。只要深入其中,完全是另外一个中国,那是真实的中国,那是今天的中国,那是主体的中国。官僚进步开化记者愚昧无知,商人真实经营学者虚假骗人,蓝领工人供不应求工资节节上涨白领大学生失业连连工资下降,移民勤奋富有依靠自己,市民懒惰贫穷伸手政府,这才是真实的中国,这就是主体的中国,这是希望的中国,这是前进的中国。
   克立
《联合早报网》

原文出处: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lx080409d.shtml

blogspot被封锁了

blogspot又被封锁了,不过还能够发布文章,查看还需借助http://www.torproject.org/才可以查看得到。真的是感谢信息技术的发展,它必将带动民主与自由的发展的。没想到很多年后发现,原来科技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政治啊。

blogspot被封锁后,我有点像游荡在国外孤魂野鬼,没法跟国内的朋友们交流和打招呼了,这让我感觉自己是叛逃国家的“叛徒”一样,其实我不是。我仅仅是想了解的更多,知道的更多,不想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仅此而已。

北京开始办理暂住证了,这个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很早以前就有这种事情,只是现在稍微严格了一点。要求每个人都需要办,尤其是其中的蒙古族人,都会接受警官的来“访”的特殊待遇。西藏出事怎么会牵扯到蒙古人了呢?不解,严重不解!!!

2008年4月11日星期五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让自己喜欢的人开心、健康、快乐,而从中感受到的满足感、责任感和愉悦感。这就是幸福。

2008年4月10日星期四

中国大陆高干子弟名单(转载)

刘永清——原共青团所属中青旅担任副总,现供职北京市政建委(原新华日报副社长,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外甥女。胡锦涛夫人)
胡海峰——中国清华同方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EMBA(胡锦涛主席的儿子)
胡海清——清华大学本科,上海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MBA,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胡海清与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前执行长茅道临结婚(1970,胡锦涛的女儿)
茅道临——“新浪网”前执行长、信息科技业大亨(胡海清之夫)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邓 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邓小平长女)
邓 楠——前科技部副部长,现任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小平之女)
邓 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之女)高苏宁——骨科专家(邓朴方妻子)
刘小元—— (邓质方妻子)
吴建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邓小平女婿、邓林之夫)
张 宏——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邓小平女婿、邓楠之夫)贺 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邓小平女婿,邓榕之夫)
贺 争——中信集团大隆公司董事长,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贺彪次子)
贺 斗——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贺彪长子)
邓先群——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少将(邓小平同父异母的妹妹)
栗前明——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邓小平妹夫,邓先群丈夫)
习近平——上海市委书记(1953.06,陕西富平人,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中共十七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
薄熙来——商务部部长(1949,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北京开来律师所所长(原总政治部副主任谷景生将军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薄熙永——(化名李学明)現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薄一波长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工商联副主席(薄一波女婿)
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开国少将原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张志毅之子)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 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江青前夫)三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十七大后任上海市委书记
王岐山——北京市市长(1948.07生于青岛,山西天镇人,原副总理姚依林女婿),中共十七上当选政治局委员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是本届政治局中唯一的女委员
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1950.11,江苏涟水人,原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之子),中共十七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张志凯——全国政协委员(原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之女,夫: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次子)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淮——中华文化城有限公司总裁(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江泽慧——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 (1938.江 泽 民之妹)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1952 江 泽 民之长子)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统战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42.11,湖南浏阳人,胡耀邦长子)
刘 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45,胡耀邦次子)
胡德华——北京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1948,胡耀邦三子)
胡 知——美林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胡耀邦孙女)
安 黎——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安 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安志文——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安子文弟弟)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1943.05,李维汉幼子)
洪 虎——前吉林省省长(1940.06,安徽金寨人,洪学智之子)
洪 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刘锡荣——中纪委前副书记(1942.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烈士之子)
刘小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干部(刘英烈士之女)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大将之子)
粟寒生——中国远洋公司副经理(粟裕之子)
粟惠宁——导弹部队大校军官(粟裕之女 陈毅儿媳)
肖永定——国家机电轻纺公司总经理(大将肖劲光之子)
肖伯膺——中将 解放军高级军官(肖劲光之子)
肖卓能——原山东政协副主席(妻李谷一,肖劲光之子)
肖策能——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副厅长(肖劲光之子)
肖新华——少将 武警部队高级军官(肖劲光之子)
肖 凯——原北京电影公司领导(肖劲光大将的长女)李海涛——北京画院教授(肖劲光女婿,妻子肖凯)
朱仲丽——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育家朱剑凡之女。原副外长,驻苏大使王稼祥夫人,肖劲光小姨子)
朱仲芷——肖劲光夫人(朱剑凡长女)
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1959,李鹏之子)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李小勇——原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现移居新加坡,1963年(李鹏次子,叶挺孙女婿;妻:叶小燕)
叶小燕——香港滑冰总会会长,1968年(李鹏小儿媳,叶挺孙女,叶华明之女)
叶丹丹——香港花样滑冰选手,《红色恋人》影片中小明珠的扮演者(李鹏孙女,李小勇之女)
李 琼——前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鹏之妹)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熔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部总经理(朱熔基之女)
梁 青——中国五矿(香港)董事,以及窗口公司企荣贸易副总经理(朱熔基女婿)
温云松——又名陈杭、郑建源,优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李振智——瑞士联合银行UBS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李瑞环之子)
赵雁南——又叫王雁南。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紫阳女儿)
赵大军——原深圳石化集团副总经理,已移居新加坡(赵紫阳长子)
赵二军——前海南华海公司总经理 (赵紫阳次子)
任克英——花旗集团中国投行部前副主席(赵紫阳儿媳,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之女)
李葆华——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子)
李 青——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大钊之孙)
李光华——前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历史博物馆总书记(李大钊之子)
刘会远——《广告世界》杂志社社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刘历远——武警部队边防局金丰城科技公司董事长(谷牧之子)
李 桁——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姚明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已故(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之子)
姬胜德——总参情报局长、少将(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子)
姬巧玲——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兼信贷局局长 (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女)
王亚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处长(姬鹏飞女婿、王智涛将军之子)
宦国英——中联部副部长(中共外交元老宦乡之女)
廖 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廖梦醒(1904-1988)——原宋庆龄秘书,全国妇联国际部副部长(原副委员长廖承志姐姐)
李 湄——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李少石烈士和廖梦醒女儿,廖承志外甥女)
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前政治局委员陈丕显之子)
刘延宁——国家信息中心党办主任(刘瑞龙之女,刘延东之妹)
刘延申——香港皇裕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华中师大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瑞龙之子)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苏区皖浙赣省委领导人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
彭士禄——工程院院士,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烈士彭湃之子)
彭伊娜——《南方周末》创办人,原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彭湃之孙女)
刘煜奋——中科院物理学家 (刘亚楼之子)
刘力贞——前陕西省人大副主任(中共烈士刘志丹之女)
刘菊芬——北京四通公司副总裁(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
阎明复——民政部副部长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前辽宁省政府主席阎宝航之子)
刘虎生——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原中央苏区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的儿子)
刘 豹——航天工业系统工程专家(刘伯坚的儿子)
陈祖泽——香港九龙巴士公司董事长,香港报业公会主席(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长子)
陈祖涛——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现国家科委专职委员(陈昌浩次子)
王 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1941.04,湖南浏阳人,王震长子)
王 之——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1942,王震二子)
王 兵——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幼子)
王京京——中信集团中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王震孙女,王军女儿)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李紫阳——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先念长女)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空军副政委,中将。1952年(安徽宿县,刘建德将军之子,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 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汪 雨——中国娱乐、地产界大亨(汪道涵与孙维聪之子)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01,江苏宜兴人,原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周小鹤——中创集团总经理(周建南之子)
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之子)
林秉益——原水电部工程局副局长(林伯渠儿子)
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张芝明——原四机部某研究所工程师,也是我国汽车工业先驱,27年生,江苏常州人(张太雷之子)
黄 晴——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次子)
黄 熙——北大中医药研究中心教授(黄克诚长子)
黄 浦——高能物理研究所副主任(黄克诚长女)
黄 梅——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黄克诚次女)
罗 箭——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大将罗瑞卿幼子)
罗小青——原国家水利部局级干部(大将罗瑞卿之子)
罗点点——又名罗峪田,原医务工作者,现作家。1951年生(罗瑞卿小女儿)
邓佑生——少将,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长(罗瑞卿女婿)
秦 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秦基伟上将之子)
秦 天——少将 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秦卫江——少将 陆军第65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杨小平——少将 解放军高级军官(前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之子)
杨北北——大校 解放军空军飞行教官(杨勇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赖小京——威海水警区司令员(前北京军区政委、开国上将赖传珠之子)
赖小津——北京军区政治部高级军官(赖传珠之子)
赖克游——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董事长(1948 赖传珠之子)
赖小鹏——海军装备部大校(原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张震之子)
张海阳——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徐鲁溪——原国家信息中心主任 北京佳威颐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向前之女)
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徐向前内侄)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冯理达——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著名免疫学家(冯玉祥之女)
刘太行——原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阿蒙——总参参谋 少将(刘伯承次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伯承之女)
刘雁翎——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刘伯承之女)
杨俊生——武警部队装备部部长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少将(杨成武之女)
杨东胜——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明——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成——香港华闽集团副总经理(杨成武幼子)
杨东荣——总政老干部局 大校(杨成武之女)
杨 杨——武警总院主任(杨成武小女)
伍绍祖——原体育总局局长,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曾晓前——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监察局副局长(伍绍祖妻子,曾三之女)
叶爱群——少将 广州军区参谋长 (前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叶建民将军之子)
张远之——原国家核工业部四局副局长 (张云逸大将长子)
张光东——少将 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张云逸次子)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云逸大将之孙,原国家核工业部四局副局长张远之儿子)
王维延——深圳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1944,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之子)
王维滨——武警部队第一任计生办主任,大校(1947.11,王首道之女)
王守初——海南省委常委,前广州市副市长(王首道之女)
许德立——广东省副省长(王首道之女婿)
陈南平——解放军高级军官 少将(前政协副主席陈再道之子)
王乃征——原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创始人之一王尽美之子)
王乃恩——原中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党委书记(王尽美之子)
王鲁光——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大将王树声长子)
黄毅诚——原能源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前最高检察院检查长黄火青之子)
贺雷生——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贺炳炎上将之子)
左太北——原国家科委司长(左权将军之女)
任远远——解放军高级军官(任弼时之子)
任继宁——美国IT管理专业硕士,北京某信息科技公司经理(任弼时之孙)
任远征——监察部第三司司长(任弼时之女)
朱尔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弼时女婿、原交通部副部长朱理治之子)
任远志——军事博物馆离休干部(任弼时之女)
任白洁——北京军区空军大校(任弼时外孙,任远志之子)
任白净——北京军区后勤部 上校(任弼时外孙女,任远志之女)
肖 霜——北京卡林卡合唱团副团长(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女儿)
肖 露——商务部司局级干部(肖华上将女儿)
李彤妍——世企协副秘书长(原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之女)
王新中——新中电器公司董事长(原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上将之子)
罗 斌——原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 少将(前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之子)
乐美真——原香港新华社台湾事务部副部长(伍修权女婿)
恽希仲——电子通讯专家。原上海航天局创建者(恽代英唯一的儿子)

美好回忆——我发现为什么我的汉语会这么好,因为我们看着相同的电视剧长大的

http://www.tudou.com/playlist/playindex.do?lid=2917811&iid=4307762

2008年4月9日星期三

以人为本

这些天突然看见铃木天语,感觉甚似好看,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哪款车是由欧洲设计师设计的。以前一直以为喜欢西方国家的事务,是一种时髦和对国内事务的不自信。还简单理解为,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所以中国人有些崇洋媚外。

后来才发现,其实西方国家的发达根本不在于他高楼大厦与经济的积累,而在于对人的根本性的理解,对人的真正的尊敬。尊敬人,理解人,必然会设计出以人为本,符合人性的产品,符合人性的政策和符合人性的管理制度,让人的能力发挥的比其他国家好。

产品或者是服务让人更好地接受,必然其产品和服务受欢迎,从而会畅销,会盈利,所以经济也会跟着发达。

西方的发达不在于其经济实力与硬件建设,而在于对人与人性的理解,对人的尊敬。不像中国,除了人什么都贵,唯独人贱。你住再好的高楼大厦,却总是被人鄙视的贱人,我想你怎么着也不会找到幸福的感觉,人民没有幸福感社会就不是很稳定,政治也会不稳定……
————————————————————————————————
在今天的管理界,以人为本是一句很时髦的话。然而,在许多企业里,在处理许多事情时,却看不到以人为本的迹象,比比皆是对人的忽视,对物的器重。我把这种现象叫作以物为本。君不见,很多人追求高档装修、高档设备、却不见生意兴隆,相反是门可罗雀。我们不反对物质为基础,但一味追求物质,忽视人的主导作用,失败在所难免。一个企业,不论你是那个行业,只要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其致胜因素是人不是物。经营也好,管理也好,服务也好,质量也好,信誉也好,等等等等,哪一点不是靠人?再好的机器设备,再好的装修,如果没有优秀的员工,就是废物。以人为本不应该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要成为投资者、管理者灵魂深处的圣经。

什么叫先进?

就文化的先进性而言,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价值观,莫过于:
科学价值观,最高境界是真,
人文价值观,最高境界是善,
艺术价值观,最高境界是美;
判断社会的价值观,最高境界则是人本位,自由、平等、正义。

最先进的制度规范莫过于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
最先进的道德规范着莫过于尊重人,尊重个人,尊重每个人,尊重个人的利益,尊重个人的自由。

最先进的文化,或迟或早将成为全球文化。相比之下,假、丑、恶,君本位、神本位,专制、特权、邪恶,显然是落后文化。

孙中山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里的“世界潮流”,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类的全球文化。李慎之先生提出的全球价值观,就是全球文化,或者迟早要成为全球文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星转斗移又百年,春去冬来又世纪,具有5千年文化的中华民族,是走出“5千年”的时候了!

注: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

不被人干涉的唯一出路是你做的比别人好

世界上没有一个原则可以永远被保持的,这里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其实美国一直在干涉着很多国家的内政,原因是他强大,他在很多地方比别人做的的确好。而且还获得了很多强大的国家的支持。国际社会也就是声讨和谴责的份。

马英九还向陈水扁保证大陆如否认一中各表 台不谈。而且还表示‘一定会捍卫,用生命来捍卫国家主权与和人民的利益。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11/taiwan080402.shtml 口口声声说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却让大陆不得不推迟统一,马英九能做到这一点,无非是因为在民主方面做得比大陆要好。

任何国家,军事好,硬件建设好,表面风光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前苏联解体很能证明这一点。再强硬的军事也一定建立在人民支持的基础上的,如果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我们小米加步枪也能打倒飞机大炮。如果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拥有中子弹也无济于事。

如何获得人民的支持,无非就是做到比别人更民主、更自由与平等。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爱惜这个国家,拥护这个政党,别国更无力干涉你的内政。小米加步枪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怕过谁,现在核武器都有了,我们还怕谁吗?

怕就怕失去了人民……

2008年4月8日星期二

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国家幸福指数排行

你觉得忧伤吗?也许是因为你住在一个忧虑的国家。最近一位英国研究员研究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后对世界各国幸福指数进行了排名,排行第一的是丹麦,当选理由是该国富有,风景如画,面积小,教育水平高和社会福利政策。排名最后的是津巴布韦和非洲的布隆迪。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亚洲国家的排名没有Adrian White期待的高。
第一名:丹麦

人口:550万
人均寿命:77.8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4,600
有着高生活水平,不容忽视的财富,大范围的公共和社会福利,很显然为什么丹麦会排名全球第一了。这里有最高水平的教育,公立学校有口皆碑,私立学校也让人负担得起。丹麦人口稀少,让国民有强烈的身份象征。另外丹麦风光秀丽,适合居住,唯一遗憾的是气候恶劣了点。

第二名:瑞士
人口:750万
人均寿命:80.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2,300
处于欧洲中部同样风光秀丽的瑞士排名在第二位,低犯罪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户外活动——从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到日内瓦湖泛舟。作为世界红十字的发源地,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的一部分,不难理解为什么瑞士在健康保险花费方面如此大的开销,人均$3,445,这些开销来源包括私人财产和公共资产。另外这个国家非常和平,多年的中立让瑞士在周边国家的冲突中收到庇护。


第三名:奥地利
人口:820万
人均寿命:7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2,700
这是另一个阿尔卑斯山脉温床下幸福的国家,同样有引以为傲的风景和不俗的文化氛围。和其他世界幸福国家一样,它有着良好的社会福利系统,这从人均年龄便可知晓一二。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官员Oskar Hinteregger说到,严格的环境法规定每个人要上税。他认为国家有着非常放松的环境,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干净的城市环境。另外奥地利财富占世界的6%。



第四名:冰岛
人口:30万
人均寿命:8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5,600
冰岛可不仅仅是炎热的春天和比约克,这个小国家广泛的社会福利系统是国民幸福指数高的原因。冰岛政府提供多种服务,包括住房补贴等。冰岛贫富均衡,国民教育程度高,失业率仅为2.1%。


第五名:巴哈马群岛
人口:30万3千8百
人均寿命:65.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00
巴哈马人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国家旅游局高官Kendenique Campbell-Moss说到:“也许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恬美的海风,美丽的贝壳,还有热爱生活的人民。”虽然贫穷人口占到9.3%算是比较高的概率了,不过宜人的气候和闲适的生活方式使得人民总是笑脸迎人。Campbell-Moss也承认非洲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强烈的价值观和基督教信仰也是这个加勒比海岸国家得以幸福和谐的原因之一。
第六名:芬兰
人口:520万
人均寿命:78.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900
冬季这个国家阴暗寒冷,并且有着欧洲最高的税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芬兰的幸福水平。良好的医疗福利(几乎不用国民自己开销)使得人均年龄较高。另外国家的义务教育是最好的,受教育率达到了100%,少有贫穷,非常富有。芬兰旅游局官员Jaakko Lehtonen说:“我们国家通过高利息税率防止过度富有,芬兰人认为高薪就是比你的邻居高2个百分点,这已经足够让你感到满足了。”




第七名:瑞士
人口:900万
人均寿命:80.5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9,800
高税率和干燥的冬天,然而社会高度平等,和欧洲最好的福利系统和工作生活高度平衡又让瑞士成为最幸福的国家之一。父母双方均享有权利,抚养一个子女可以得到许多补贴和减免。瑞士有着透明的政治体系,宣扬人权平等和自由。瑞士旅游局的Susanna Wallgren说:“即使是平民以可以查阅第一部长的官方信函,其实他们也经常行驶这一权利。”


第八名:不丹

人口:230万

人均寿命:5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400


不丹的当选让人吃惊,人均寿命不高,受教育率不高,仅4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很低,这个国土面积非常小的亚洲国家竟然排名世界第八,理由是国民均有着非常高的身份。另外,不丹风景秀丽,很多由于政府限制而尚未开发,同时对旅游,开发和移民也同样严格。出人意料,不丹人活的非常开心。

第九名:文莱
人口:38万
人均寿命:7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3,600
这里有丰富的石油,财富和稳定的政治,政府可谓功不可没。该家族的统治已经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延续了600年,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险和教育权利。即使是大学教育也由政府出资,另外还有粮食和房屋补助。这些都是无形的财富。





第十名:加拿大
人口:3千3百万

人均寿命:8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4,000

加拿大也许偶尔被它南边的国家掩盖,但强大的国家独立性和广阔的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人口稀少的国家成为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加上强大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大概$1.1万亿人均也排名全世界最高,另外良好的社会福利和低犯罪率也是当选原因之一。





第十一名:爱尔兰

人口:400万

人均寿命:77.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1,000

虽然曾经非常贫穷,但是如今爱尔兰正经历空前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过去的20年内。欧盟信赖的成员和敢作的态度提供了本地生活水平,并吸引已经移民的人回归。良好的教育系统,开发的经济环境和宽松的生活都是爱尔兰人们幸福的来源。



第十二名:卢森堡公国
人口:47万4千5百
人均寿命:7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5,600
卢森堡证实了钱可以买到幸福。这个国家有着全世界最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最高教育率——100%。卢森堡的人们善于从周围发现幸福,2005年被美世咨询评为最安全城市状态的国家。


2008年4月7日星期一

让我如何不干涉你的内政?

一句互不干涉内政,闭门生了14亿人口,草原沙化,资源耗尽,沙尘暴的沙土已经刮到了日本,我们拥有同一个世界,你让我如何不干涉你的内政?

一句互不干涉内政,关起门来,愚弄百姓、胡作非为、腐化堕落,人类拥有同一个梦想《自由、平等、和谐》,你让我如何不管你的内政?

世界是一个统一体,世界人民都在向往相同的梦想,打开的门是关不住了,就看你是否做的更为光明磊落,获得人民的信任了。获得人民的支持了……

一个“互不干涉内政”的闭门政治已经再也不适应当前形势了。

中国这是怎么了?

一直以为奥运圣火传递是有藏独分子在干扰,实际上不只是藏独分子在干扰……中国这是怎么了?

示威者不断干扰 奥运圣火在巴黎四度被迫熄灭

杨荣文:新加坡反对把奥运会政治化意图
[圣火伦敦传递 有人想"灭火"]
[罗格:不后悔京办奥运][奥运特辑]

  (巴黎综合电)北京奥运火炬昨天从伦敦运抵巴黎,开始第五站的中国境外接力行程;由于沿途有大批示威群众不断干扰,随行的保安人员四度被迫熄灭圣火。
  早前,奥运火炬在伦敦的传递活动,也不断遭到示威群众的阻扰。为此,法国警方加强防备,并在火炬传递路线部署了3000个警力,他们有些跑步,有些骑着脚踏车、有些穿上直排滑轮鞋,严密护送火炬手。
  巴黎站的火炬传递从艾菲尔铁塔开始,起跑火炬手开跑不到200公尺,在塞纳河畔就有人要抢火炬;警方不得不熄灭火苗,并将火炬放进车子,以乘车方式传送火炬。
  将近一小时后,警方重新点燃火炬,将火炬交给一名乘坐轮椅的运动员。不过,由于面对示威人士严重干扰,当局于是二度熄灭圣火,乘车沿着传递路线前进。
  过后,火炬传送队发现,他们要经过的一座桥上有示威者,于是第三度将火炬上的火苗熄灭。示威者曾试图冲入运送行列,但他们没有如愿以偿。
  当奥运火炬队跑至罗浮宫博物院时,又有手持灭火筒的示威者走近,护送人员再次将圣火熄灭,以防万一。
  火炬传递沿途,一直有示威者高喊抗议口号,至少有两人差点成功抢夺火炬。警方除了强行把闹事者架离之外,有时还喷洒催泪气,以驱散围上前来的人群。据了解,警方至少逮捕了五个人,包括巴黎市议会副议长费里,费里是法国绿党的成员。绿党表示,费里当时带了灭火筒。
  随后,在当局的要求下,奥运火炬队取消跑过巴黎市区的安排,直接由巴士运至最后一程。
  巴黎圣火传递的路程全长28公里,共有80名火炬手负责接力传递,在昨晚11点将火炬送至终点夏洛蒂体育场。
  奥运火炬接力活动的下一站是美国旧金山,示威群众闹场的情况预料可能还会持续上演。

2008年4月2日星期三